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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

今年7月，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的一百周年，值得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隆重紀念。回首以往奮斗的崢嶸歲月，我們古老的民族已擺脫貧困落后，進入一個偉大的復興期，中國崛起已改變了世界面貌。中國共產黨老一輩革命家的奮斗，以及當年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都被如今中華在世界上的崛起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從2016年以后，習近平一再強調“不忘初心”，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的政治報告中，習近平就強調：“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自去年以來的抗疫工作，而顯示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國體制的優越性。如今，我們紀念建黨、牢記初心的最好方式，就是繼承和宏揚黨的優良傳統，并在新形勢下將其發揚光大。

課程大綱

一、為人民翻身解放謀幸福是共產黨人奮斗的初心

是為人民群眾服務還是為少數人謀私利，是共產黨人區別于剝削階級的最根本的標志。從中國共產黨建立起，在革命奮斗中的宗旨就是為人民擺脫階級壓迫、壓迫。在解放后，共產黨又要執政為民，為人民幸福、民族復興而努力奮斗。

古代的奴隸主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政權，都是與人民群眾對立的政權，其當權者又擺脫不了貪污腐化日益嚴重的趨勢。古代封建王朝大都也強調反腐倡廉，標榜清官、倡導節儉和注重道德說教。儒家強調“存天理，滅人欲”，想以道理說教制止貪欲，在人性面前是不能長久的，反而培養出大量偽君子。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強調人類的“平等、自由、博愛”原則，有其歷史進步性，不過資產階級卻解決不了剝削、壓迫和社會嚴重不公的社會現象。

在中國近代，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無法完成民主革命，長期利用軍閥，連廣東一省都不能統一，也無法建立廉潔政府。蔣介石統治二十多年間，軍閥豪強結合，搞得民不聊生，國內40年代末的工業產值只居世界第26位。蔣介石一直沒有解決兩大問題：統一問題，民生問題，結果國民黨統治必然被人民群眾所推翻。

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固有矛盾，為消滅階級、人類共同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中國共產黨是接受馬列主義理論的先進政黨，建黨宗旨是徹底改造社會。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全民解放而不是個人謀利為宗旨，決定了能夠艱苦奮斗，走群眾路線。

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一直認為，黨要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軍隊內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這是黨艱苦奮斗思想的精神實質。他在提倡艱苦奮斗精神的同時也反對禁欲主義，主張在條件允許時應盡量改善群眾的物質生活。艱苦奮斗與改善民生結合，才能得到人民擁護，這也是被革命戰爭和建設進程所證明的正確原則。

1981年中共中央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做了三項集中概括——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這些基本立場、觀點，恰恰也體現在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所倡導的艱苦奮斗的精神之中。中國共產黨人形成了艱苦奮斗、群眾路線的傳統，這又包括兩重內涵——第一在生活上要與多數民眾同甘共苦；第二要努力為群眾利益而忘我奮斗。

二、革命戰爭環境中黨形成了艱苦奮斗、群眾路線的優秀作風

1927年國民黨實行反共屠殺后，8月至12月間共產黨人發動了南昌、秋收、廣州三大暴動。毛澤東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率先帶隊伍上山實行“武裝割據”，革命軍隊深入農村正是以艱苦奮斗精神為保障。

秋收起義的5000人部隊，在幾天后只剩1700人，向井岡山行軍10天后又只剩下700人。在井岡山下，毛澤東破天荒地決定廢除發兵餉的雇傭制，以土地革命動員農民參軍以解決兵源。在井岡山斗爭中，朱毛紅軍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原則，又靠艱苦奮斗保障。

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實行群眾路線，除了生活上與群眾打成一片，更重要的是為群眾謀利益。在中國革命戰爭中，解決農民最需要的土地問題是我黨我軍為人民謀利益的最主要任務。

1928年，毛澤東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仿照蘇俄。規定沒收地主（土豪）的田地分給農民，卻仍屬公有，這樣就不能有效調動貧苦農民的斗爭積極性。1929年1月，毛澤東率軍從井岡山突圍東進，隨后到達江西興國，制定了“興國土地法”，改變了蘇俄土地公有方式，將土地分給農民私有。自此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斗爭才有了正確的政策，發動農民打土豪、分田地有了基本指針，從而能進行十年的土地革命戰爭并建立廣大的蘇維埃區域。

紅軍能進行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征，靠的是堅定的理想信念和頑強的的意志，而這種信念和意志從何而來？就是靠土地革命給廣大指戰員以實際利益，讓他們將保衛“打土豪、分田地”的現實成果同革命勝利的遠景結合，才能不怕犧牲一往無前。

1937年以后，中國共產黨進行的全面抗日戰爭，需要同時完成民族、民主兩個革命的任務。全面抗戰初期，共產黨為同國民黨合作抗日，停止發土地革命，為解決廣大農民的土地問題又實行了減租減息（二五減租）以動員群眾。正是靠這種變相的土改，從1937年秋天至1945年夏，八路軍、新四軍由5萬人發展到了100多萬人，根據地人口由150萬人發展到1億人。抗戰期間黨發揚艱苦奮斗、群眾路線的精神，極大地發展了軍隊和根據地，這為中國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總決戰準備了雄厚的力量，也準備了廣闊的戰場。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堅持獨裁內戰賣國三位一體，在全面內戰爆發前夕，中共中央于1946年發布了五四指示，恢復斗爭地主和分配土地的政策，“保家保田、保衛勝利果實”成為動員群眾參軍支前的關鍵。

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應用于戰爭動員，便是使群眾認識到自己的利益并為之奮斗，使農民獲得土地又是維護其主要利益的手段。解放戰爭中共產黨干了兩件大事，一是打仗，二是土改，土改又是打仗的基礎。毛澤東后來總結說，我們的解放戰爭，是靠一億六千萬人口的老解放區打贏的。

歷史證明“得人心者得天下”，共產黨以弱小力量能夠打敗強大敵人，取得全國勝利，關鍵在于得到多數人支持，是群眾路線和艱苦奮斗精神的成果。

三、執政掌權后如何保持優良傳統面臨新考驗

新中國成立初，毛澤東認為已經解決了“頭頂上的問題”（即推翻了三座大山），下一步需要解決“腳底下的問題”即以建設奠定強國的基礎。

民國年間的中國，在世界上更是以窮困著稱。就在國民黨政府吹噓的所謂“十年建設黃金時代”的頂峰1936年，中央政府財政收入只有11.8億銀元，按匯率折合3.8億美元。同年美國財政收入超過200億美元，日本財政收入也超過60億日元（此時1美元折合3日元）。 國民黨政府后來進行八年全面抗戰的軍費，差不多一半是靠蘇聯、美國、英國和海外華僑提供。解放前中國多數人吃不飽飯，工業產值只占國民產值的10%，在世界排名第二十六位，連小小的葡萄牙都比不上。新中國成立后，就是這樣一個爛攤子上開始進行建設。

毛澤東領導新中國的時代，以舉國體制集中力量搞基礎工業的建設，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曾創造過世界各大國中最快的發展速度。不過由于指導思想出出現了急于求成，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又出現了兩次經濟倒退，同世界平均水平曾經縮小的差距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前期又拉大。不過必須指出，改革開放前中國還是奠定了一個完整配套的工業基礎，建立了全民教育體系并完成了掃盲，為后來的大發展提供了遠比印度和非洲、拉丁美洲國家要好的前提。

全國解放后，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又面臨著新的考驗。當時毛澤東把黨同群眾的關系比作魚水關系，認為黨群關系搞不好，就會失敗。在中共中央進入北平前，1949年3月毛澤東就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自全國解放起，毛澤東一面強調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一面要求全軍實行統一的供應，建立有效的財務制度，逐步向正規化過渡。為解決軍費不足，毛澤東提出軍隊應進行生產，卻絕不允許經商。解放初期廣大黨員干部和那一代革命軍人，完全服從國家利益，艱苦奮斗不講價錢，是獻身精神的楷模。

共產黨進城后掌握了絕對權力，干部能支配公有錢物，不可免出現大量貪污腐化行為，而且從上至下有普遍性。1951年中央發起了“三反”、“五反”運動，雖有擴大化卻教育了干部，在當時對制止腐敗風氣有一定作用，不過因缺乏監督機制不能根本解決問題。1956年國內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計劃經濟使貪污行賄困難，腐敗又主要體現為利用權力多吃多占。

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后，正確的途徑是盡快由革命黨的思維方式向執政黨轉變。在一個落后的農業國業建設，需要長期艱苦奮斗，并照顧到廣大群眾的利益。1958年的“大躍進”提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卻是建筑在吹牛浮夸之上，嚴重損害了群眾利益并贊成經濟大災難。根據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社會的進步是以生產力發展作為基礎，空想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恰恰是在生產水平很低的基礎幻想實現消除剝削壓迫、人人平等和公平分配。在生產力水平很低的基礎上，“公社化”以強力手段實行平均主義，只能帶來貧困的普遍化，并嚴重挫傷勞動積極性。

1961年至1962年，劉少奇通過深入基層調查同意“包產到戶”、“自由市場”等主張，很快被批判為“三自一包”，釀下后來的悲劇。由于復雜的原因，毛澤東于1966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發動“造反派”打倒“當權派”。這一目標是打倒他不滿意的現有體制再重建，同時也含有整頓黨風的目的。不過“暴民運動”不可能純凈社會風氣，反而會導致混亂和破壞。想再次發動群眾改造中國的幻想，在無情的動亂中破滅，只好代之以軍事管制。

1976年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幫”，結束了動亂，國家和軍隊建設開始走向正軌。1989年至1992年，鄧小平根據國內外形勢確定了“韜光養晦”、“不當頭”的思想，并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我國的經濟總量（GDP）從1979年的2200億美元，至2017年發展至13.2萬億美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也提升了10倍以上。中國GDP在世界上的名次，從30年前的世界第9位上升到第2位，國力的增強也為保障和平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創造了前提。 實行改革開放，使國家經濟得到大發展，人民得到真正的實惠。中國人民生活的改善，從下面的一個對比表也可以清楚地看出。

中美工人平均月工資(美元)對比

（年） 中國大陸 臺灣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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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25 300 1500

1992 40 500 2000

2000 150 800 2500

2019 700 900 3000

四、為“兩個100年”目標奮斗，努力實現“中國夢”

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要解決這一矛盾要根本途徑，還是要大大發展我國的科技工業水平，在“科技強國”的綱領下實現“兩個100年”的目標：

2021年即建黨100周年時消滅國內的貧困實現全面小康；

2049年經濟上全面到達發達國家的水平（經濟總量肯定達到世界第一）。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雖然有了滄海桑田的巨變，尤其是國家和人民走向致富的道路，不過從世界的人均水平看還有著一定差距。如今全球人均GDP為1.1萬美元，2019年中國人均還剛超過1萬美元，在世界近二百個國家和地區中還位于60位左右，即屬于中等水平。像美、英、法、德、日這些發達國家，人均GDP差不多都在5萬美元以上。中國要實現人民生活水平追上發達國家的水平，還是任重而道路，可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政治上經濟的集中體現，當中國的經濟人民的生活水平能趕上西方國家時，中國共產黨人所堅持的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在世界上有充分的說服力，才能引來國際上的廣泛向往，不過這至少需要一兩代人的努力才能實現。

如今中國共產黨要實現社會主義初期的工作任務，同時也不能忘記更遠大的奮斗目標。為此，黨要“兩手抓”，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黨風建設和理想信念。前些年黨內出現的嚴重腐敗現象，正是“一手硬、一手軟”所造成，就是放松了黨風建設和理想信念的樹立。今天，中國進入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在社會轉型期內，我們必須以全新視角對待堅持革命歷史傳統和創新的關系。如今面對多元化的社會和不同的價值觀的挑戰，正確的態度應是堅持革命傳統的精神實質，卻在與時俱進創新發展。

1991年蘇聯“8.19”事件時，軍隊到莫斯科戒嚴卻不執行命令或倒戈，民眾也群起追隨反對派，失去挽救蘇聯的最后機會。蘇聯瓦解時廣大黨員群眾都不起來保衛黨和蘇維埃，說明什么？只能說明蘇共脫離人民于前，人民拋棄蘇共于后。歷史證明，蘇俄從建立初期便確立的政治體制帶有與生俱來的嚴重弊病，造成干群關系緊張和民心喪失，是其最后崩潰的重要原因。當年中國革命以俄為師，如今建設卻要以蘇為戒！

中國共產黨人吸取國內外的歷史經驗教訓，既要繼承老一代艱苦奮斗、群眾路線的傳統，又要根據新時期的要求將其精髓發揚光大。馬克思通過研究社會發展史，精辟指出：“人們奮斗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相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7頁）違反這一論斷，是后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失誤的重要根源。根據馬克思的這一論斷，革命和建設都為了經濟目標，而不是只服務于抽象的概念。如上世紀60至70年代農業采取“學大寨”模式，就是唯意志論的產物，無法給群眾以實際利益也就不能提高生產力。歷史證明，調動勞動者積極性的關鍵在于正確的生產關系和利益分配。只講奮斗不講利益是典型的唯心主義。 艱苦是為了更好地奮斗，艱苦的價值只能通過奮斗的水平和效果來注解和衡量。如果沒有發展生產和改善生活，只有艱苦復而艱苦，這充其量是一種愚昧的自我作賤。貧窮固然值得同情，可貧窮并不光榮。黨帶領人民在艱苦中奮斗逐步得到實惠，這樣的奮斗才有價值、才有希望。新中國建立后70多年，經濟總量由世界第14位躍居第2位。1978年后的40年平均每年有9.3%增長率，人類歷史上從未有任何國家以這么高的增長率，持續了這么長的時間。唯物史觀認為，評價社會制度優劣的根本標準在于能否夠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妥善處理社會矛盾，使最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社會發展成果，這就是黨領導下全國人民的希望所在。

自2012年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進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整頓黨風，采取了一系列有實效的措施，使黨風軍風大有好轉。2020年面對全球突發的疫情，在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下，我國人民取得了抗疫的重大勝利，在東西方制度的對比中顯現了獨有的優勢，也更使全黨和全國人民更堅定了“四個自信”。在新形勢下，在黨的領導下，我們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就一定能完成“兩個100年”的奮斗目標，最終地實現“中國夢”。

徐老師

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少將軍銜，軍事史專家，軍事學碩士，博士研究生導師。國防大學軍事歷史學科帶頭人。中國軍事科學學會歷史分會副秘書長，曾任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兼職教授。曾赴美國斯坦福大學、日本防衛大學等講學。徐焰將軍1969年入伍，先后從事過工兵、炮兵和基層政工干部，后入吉林大學歷史系學習，1979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后讀研究生，1982年從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1985年調入國防大學。此后至今長期在軍事學院、國防大學從事軍事歷史和軍事思想的教學和科研。作為軍事史專家，他潛心于中日關系的研究，曾多次去過日本，并在日本防衛大學作過訪問學者。所撰寫的《中國抗日戰爭史錄》于1995年在國內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在日本由官公廳株式會社以中日兩種文字同時出版，為戰后在日本出版過的惟一一部全面中國抗戰的學術專著。少將徐焰曾在兵器知識發表頌揚屎郎之謬。

徐焰將軍最近做客CCTV數字電視國防軍事頻道《戰爭謎中謎》欄目主講《徐焰講軍史》節目。

主要著作編輯：徐焰將軍主要從事軍事思想和軍事歷史研究，十余年來共個人撰寫的專著共計400余萬字。他出版過有關中國革命戰爭、抗美援朝、東南沿海作戰、中印邊界反擊戰、近現代人物、世界武器裝備發展和國際戰略形勢等方面的十幾部專著，其中主要包括：《中國抗日戰爭史錄》《世界屋脊上的秘密》《毛澤東——中國出了個巨人》《金門之戰》《兩彈元勛鄧稼先》《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毛澤東思想與領導藝術》《80個共產黨員的故事》《最后的秋日》《第一次較量》 等

徐焰將軍著作：《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曾獲全軍科研一等獎，《最后的秋日》和《80個共產黨員的故事》獲解放軍圖書獎。多部專著在美國、日本和臺灣出版，如《抗日戰爭史錄》、《金門之戰》等。其他著作還曾獲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二等獎、第六屆中國圖書獎二等獎。

個人榮譽：

2003年被評為國防大學五名“杰出教授”之一，先后立三等功三次。

2003年被三總部授予全軍院校育才金獎。

2004年被三總部授予“全軍優秀教師”稱號。

2005年被評為國防大學五名“杰出教授”之一

2007年被評為國防大學五名“杰出教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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